然而，假使立法者已采取特殊语言用法，尤其是藉由法律明定其特殊用法时，仍应采取该当法律的特殊语法。

于是，流行的现代国家学说认为，制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人民代表在政治生活中背离人民的意志，保卫革命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宪法其实是一部宪法草稿，或者说，它其实是下一部宪法的序言。

因此，如果说宪政或说秩序与革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的对立。而那时我们在基本上就可以制订一个社会主义宪法。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许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制宪意志，是否只是对斯大林的判断的反馈？如果不是，那么选择在1954年制宪的意图何在？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周恩来曾对制宪目的做了阐释，这也是目前笔者见到的公开资料中，中共对为何制宪这一问题最早的表态。不是元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可被全国人大罢免……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理解，似乎与前文提到的刘少奇、周恩来和诸民主党派高层并无太大不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的各界人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甚至很多民主党派的高层，都认为应由毛泽东担起共和国领袖这一身份，这种呼声在宪法进入全民议决时尤其明显。

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早在1953年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流露过质疑与不解：以毛泽东为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如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参考文献中，罗列了三部旧宪法遗产，其中与总统独裁制对应的，正是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毛泽东称之为蒋介石宪法）。但在宪草委员会的委员们看来，上述种种要求扩张国家主席职权，赋予国家主席以元首地位的意见，并不是从整个宪法的精神出发的，因而这些主张更多地还是思想上存在问题的表现。此时据原定将草案公布的日子仅有三天之遥，然而在会议逐条对草案这些日子以来的修改作最后审阅时，黄炎培代表指出，这份即将诉诸全民讨论的文本，却有一个看起来是非常大的疏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什么，没有写。

这就意味着，代表只可能存在于人民出场之后，并受制于人民意志的凝结——宪法。主张取消国家主席的意见，大多袭用苏联的思路，认为既然全国人大中已经有了主席团，就不必画蛇添足地再单列一个主席出来，或至多选出一个主席团的主席，来兼任国家主席的职位。（《宪法草案初稿说明》） 主席相当于小半个伏罗希洛夫（注：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小半个就是不到半个。而从宪法草案公布、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来看，国家主席的相关设定，也是得到讨论最多，最受争议的部分之一。

也有意见认为，主席应与全国人大议长合二为一，甚至赋予国家主席以全国人大的解散权。过渡时期的制宪理由 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表述里，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其接下来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造和销毁国家机器，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因此，尽管国务院在名义上由全国人大产生，是人民代表发出的命令的执行机关，但毋庸讳言，二者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常常会出现摩擦。那么，五四宪法恰恰以将这种对立包纳进同一个文本中的方式，将自身转化为消解这种对立的通道。谁统治或说谁主权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回答谁执行这个问题，那么所谓主权者也只是徒具虚名，无法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为具体的政治行动。另一方面，主席同时兼为革命党的最高领袖，这使他与占全国人大之大多数的兼具中共党员身份的代表之间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三）任务的规范：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范围 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任务范围，应本着适应性的原则考证适于辅警参与的领域。完成课程后，将派驻各警察单位工作，每年均须完成法定效率训练。[6]美国警务自建立以来一直追随英国的脚步，从20世纪60年代起，市民对警察提供服务的能力信心下降，商业、工业和公民开始寻求保护他们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替代方式，美国的私人保安业有超过150万从业人员，是联邦、州和大都市警察数量的2~3倍。警察执法工作的高度专业性，确实不适合于一般人行使。

(9)监督、考察在本单位的被依法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罪犯和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见章志远：《我国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法制的现状与课题》，载《河南财政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三）对执法责任承担的分析及批评 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质疑，也来自公法遁入私法的担忧。辅警在实际上也在参与乃至独立承担着诸多警察执法任务，并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开始，职业化开始强调管理效率、技术复杂化和关注打击犯罪，警务工作也开始培育自己的职业自治感。[21][德]汉斯•J•沃尔夫等着：《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9页。针对这些问题，美国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职业化警务思想。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学术界提出的重要性理论，涉及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法的事项必须有议会法律依据。也应架构和完善相应的准入、培训、考核与奖惩制度。[24][德]汉斯•J•沃尔夫等着：《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9页。

根据该法的规定，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行政强制措施须由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来执行，一旦相对人对辅警的身份表示质疑，公安机关就会面临着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在行政诉讼中，就会涉及到执法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另一类是单纯作用意义上的警察，这类私人主体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只是因为接受警察机关的委托而履行警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这时他们具有作用意义上的警察身份即辅助警察，在履行职责的时段之外则只是普通公民。

当然，在行政协助中应处理两种关系，一种是辅警与警察机关的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公法勤务关系的编外人员。此外，我国和国外的法律都有机长和船长行使警察权的规定。

特别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认为社会治安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并不认同国家垄断公权力这一理念。英国在公元8世纪建立了教区治安制度太兴制，由十户人家编为一组，集体维护当地的治安秩序。

无论是从属性行政协助还是独立性行政协助，都属于准备性和执行性的活动，不属于作出决定的行为。其次，对不具有警察（公务员）身份的人员，只要通过严格的考核录取和业务培训，就可以在警察的监督指导之下从事警务活动。[10] 《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第50—59条分别规定了以下内容：涉嫌人士的逮捕、扣留与保释以及涉嫌财产的检取。[4]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法国等国都有较为成熟的私人监狱实践，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比利时、瑞典等国的私人监狱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2] 2010年7月11日，广州市番禺区的两名辅警在盘查一辆无牌摩托车时，双方引发口角和肢体冲突，其中一名辅警扇了女车主一耳光。(2) 于凭借第(1)款而行使及执行任何权力、职责或职能时，队员即当作为警务人员，而就任何遵照裁判官所发手令而作任何作为而言，《警队条例》(第232章)第60条即适用于该队员，犹如其适用于警务人员一样。

[3]根据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警察的执法权特别是强制措施权都不得委托私人行使，从而使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中都没有得到正名。疏于职守，拒绝或没有服从任何合法命令等，可以作出降级、不获付擅离职守期间的薪酬、警诫、警告、谴责或严厉谴责、及经处长批准确认后从辅警队中革职等处分。

[2]因此，公安部在2004年曾做出过取消全部治安员的决定，公安机关在利用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时也存在着重重顾虑。[23][英]特雷弗•琼斯、蒂姆•纽伯尔尼着：《私人安保与公共警务》，李继红等译，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课题理论及实务并重，旨在提升晋升人员的专业能力，担任辅警警长，执行督导职责。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警察法》，该法将公安机关与其他单位治保工作之间的关系确定为指导和监督或指导。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一个判决中对职业公务员的作用描述如下：职业公务员队伍是根据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职业忠诚建立起来的制度，应当成为公共行政稳定的保障者，成为一个相对于塑造国家生活的政治力量的平衡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也没有国家完全垄断高权的传统和实践，由此可以撬开理论上的一丝缝隙，通过民主代议程序从立法上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进行正当化，并为其正名。

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正当化，既不能无视辅警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也不能简单地将辅警等同于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10]这导致至20世纪末，西方国家仍将警察这一术语与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政府警察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代社会私有化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传统认为应该由国家垄断的权力领域，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警务不可能由国家所垄断的。警务职业化更应该解读为一种专业化的追求，而非杜绝具有相应资质的私人主体参与执法。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第2款规定：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首先是严格招录标准，把好辅警的准入关。